2026年5月8日，移民上诉委员会（BIA）就一起中国申请人的强迫堕胎庇护案作出决定：Matter of Y-H-L-, 29 I&N Dec. 698 (BIA 2026)，Interim Decision #4206。这份决定驳回了申请人的复议和重开动议。同年6月15日，代理司法部长签发命令，将该决定指定为先例（precedent）——今后涉及相同佐证问题的案件，移民法官和 BIA 都会援引它。
这对正在准备庇护案件的申请人来说，是一份值得认真读的实务指南。下面用申请人能听懂的语言，把它的要点拆开讲。
先交代一句程序背景，免得误读：Y-H-L- 并不是一审判决。它是 BIA 在驳回申请人的复议动议（motion to reconsider）和重开动议（motion to reopen）时作出的决定。原案的时间线是：移民法官在2020年6月9日拒绝了她的庇护和暂缓遣返申请，BIA 在2025年3月18日驳回上诉，她随后提出复议和重开，这才有了2026年5月8日的这份决定。DHS 对这两项动议都没有回应，BIA 依然逐项说理后予以驳回。
一、先说结论：这个判例立了什么规矩
Y-H-L- 没有发明全新的法律。它做的是把一条已有规则讲得更清楚，并用一个具体案件示范了这条规则怎么用。
核心规则只有一句话：即使移民法官没有认定申请人的证词是假的（证词”可信”），只要法官认为证词对关键事实的证明”说服力不足”，仍然可以要求申请人提交佐证材料——前提是这些材料是合理可以获得的。
本案的第二个判旨回答了另一个常见问题：律师合理依赖一份附有认证的翻译件，不构成”律师代表不力”（ineffective assistance of counsel）。
二、”可信”和”有说服力”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
很多申请人以为：法官相信我说的是真的，案子就赢了一半。这不完全对。
移民法 INA §208(b)(1)(B)(ii) 规定，申请人的证词可以单独满足举证责任，但前提是证词不仅可信（credible），还要有说服力（persuasive），并且指向足以证明难民身份的具体事实。
BIA 在 Y-H-L- 中重申了第二巡回法院此前的立场：法官可以要求对”可信但说服力不足”的证词进行佐证（参见 Liu v. Holder, 575 F.3d 193, 196 (2d Cir. 2009)；Wei Sun v. Sessions, 883 F.3d 23, 28 (2d Cir. 2018)）。
换句话说，”法官相信你”和”法官觉得你的证词足以证明关键事实”，是两道不同的门槛。过了第一道，不等于过了第二道。
三、法官不能随便说”你缺佐证”：两步测试
光有上面的规则还不够。第二巡回法院在 Pinel-Gomez v. Garland, 52 F.4th 523, 529 (2d Cir. 2022) 中确立了一个两步测试，BIA 在 Y-H-L- 中确认：移民法官必须走完这两步，才能以”缺乏佐证”为由拒绝申请。
第一步：法官必须先认定，申请人确实应当提供佐证。 也就是说，现有证词在说服力上有欠缺，需要补强。证词本身够有说服力的案件，走不到这一步。
第二步：法官还必须认定，所需的佐证材料在申请人手里，或者申请人能够合理获得。 客观上拿不到的材料，不能因为”没交”就判申请人输。
两步缺一不可。BIA 在本案中逐项检查，认定移民法官两步都走到了，才维持了原判。
还有一个技术细节值得注意：BIA 对第一步（要不要佐证这个门槛问题）是重新审查（de novo review），而对第二步中”材料是否合理可获得”这类事实认定，只审查有无”明显错误”（clear error）。这意味着，想在上诉阶段推翻”材料拿得到”这个认定，难度比推翻”要不要佐证”大得多——事实认定只要在全案记录下”说得通”，即使有另一种同样合理的看法，也必须维持（参见 Cooper v. Harris, 581 U.S. 285, 293 (2017)）。所以，关于”为什么拿不到”的解释，一定要在一审庭上就讲充分，指望上诉翻盘并不现实。
一点提醒：Pinel-Gomez 是第二巡回法院的判例，Y-H-L- 明确说这是 “under Second Circuit law”。其他巡回法院有类似但不完全相同的规则，具体案件要看所在巡回区的法律，不能直接套用。
四、回到本案：中国的检查手册为什么被认为”应该有、拿得到”
Y-H-L- 的申请人称，自己在中国生了两个孩子后，第三次怀孕被强迫堕胎，医院还让她回去做输卵管结扎。她没有提交中国的医院病历或检查手册。
移民法官凭什么认定这些材料”应该存在、而且拿得到”？关键是一份 DHS 方面的证词：一名庇护官作证说，在事实模式类似的欺诈案件中，申请人往往拿不出任何检查手册或医疗记录；而在真实发生过堕胎或后续治疗的案件中，这类文件通常会产生。法官采信了这份证词，从而认定：在真实的中国强迫堕胎案件中，检查手册或医疗记录是会产生的，也是合理可获得的。
DHS 的律师还在庭上当面问了申请人为什么没交这些材料，给了她解释的机会。法官听完，认为她的解释不够充分，最终认定”证词说服力不足＋缺乏合理可获得的佐证”，申请人没有完成举证责任。
这里必须划一条线：Y-H-L- 并没有建立”所有中国强迫堕胎庇护案，没有中国医疗记录一律被拒”的规则。 BIA 维持的是一个具体案件中的具体事实认定——在这个案子的证据组合下，法官的认定站得住脚。换一个证据组合，结论可能完全不同。
五、2012年美国的妇科记录，为什么救不了2007年中国的事
申请人并非两手空空。她提交了一份2012年在美国做的妇科检查记录，想用它佐证2007年在中国发生的强迫堕胎。
BIA 不买账。理由很直接：这份记录本身并没有把2012年的检查结果和2007年的堕胎事件连接起来，连接两者的主要是律师的解释。而判例原文写道：
“statements of counsel are not evidence”——律师的陈述不是证据。
BIA 还引用了两个先前判例支持这一点：Matter of Mariscal-Hernandez, 28 I&N Dec. 666, 673 (BIA 2022) 和 Matter of J.J. Rodriguez, 27 I&N Dec. 762, 765–66 (BIA 2020)。
实务含义很清楚：美国后来的医疗记录不是没用，但它到底能证明什么，要看记录本身写了什么，而不是看律师怎么解读。如果记录本身连不到原籍国的具体事件，光靠解释是补不上这个缺口的。当然，如果是结扎事实或手术后遗症这类美国检查能直接观察到的情况，证明力就完全不同——关键永远是记录本身能说什么。
六、翻译出了错，能怪前律师吗
申请人还提出：前男友的信件翻译有误，两名后来接手的律师没有发现、没有纠正，属于律师代表不力，要求重开案件。
BIA 拒绝了。关键事实是：那份认证翻译是2011年提交的，早于这两名律师接手案件。翻译件附有译者声明，证明译者具备相应语言能力、翻译真实准确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律师合理依赖一份有认证的翻译，不构成不合理的执业行为。
BIA 还点出一个细节：申请人后来提交的”另一种翻译”本身没有经过认证，说服力不足。
判例里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小点：申请人主张，移民法官没有就”医院威胁要给她做结扎”这一矛盾之处当面质问她，程序不公。BIA 认为没有这个义务——因为该矛盾从申请人自己提交的证据中一目了然，不会让她措手不及。换句话说，案卷里白纸黑字、显而易见的矛盾，法官可以直接拿来用，不必先给你”预警”。
教训很实在：外文证据的翻译问题，要在提交之前解决，不要等到案子输了才翻旧账。亲属关系、时间、地点、怀孕次数、子女数量、医疗经过这些核心事实的译法，尤其要反复核对、全文统一。
七、准备佐证材料：动手之前先问自己五个问题
结合 Y-H-L-，正在准备庇护案件的申请人可以在早期就问自己这五个
问题：
第一，哪些证据”应该存在”？ 如果主张的事件按常理会留下书面记录（医院病历、检查手册、报警记录、法院文书），先假设法官也会这么想，提前准备应对。
第二，哪些拿得到、哪些拿不到？ 对拿不到的，准备好解释：为什么拿不到、向谁试过、原籍国有什么现实障碍。解释越具体，越有机会被接受。
第三，有没有替代证据？ 拿不到原件，能不能找到其他独立证据证明同一事实——比如知情人的声明、同期就医的其他记录。
第四，美国后来的记录到底能证明什么？ 先读记录本身写了什么，再决定它能连到哪个具体事件，不要指望靠解释”硬连”。
第五，翻译和认证做扎实了吗？ 原文、译文、译者认证声明在提交前核对一遍，核心事实的译法全文统一。
最后再强调一次：庇护案件首先是证据案件。证词是地基，佐证是钢筋——地基是真的还不够，钢筋不到位，房子照样立不起来。Y-H-L- 被指定为先例之后，这套”两步测试”会被更多法官拿来用，提前按这个标准准备材料，只会让自己更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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